好在开学了，我在导师的安排下，又恢复了泰戈尔陪读的身份，这个陪读不白干，还是原来的价钱，正好一举两得，我既赚到了钱，也恶补了我的短板，最起码跟着泰戈尔一起入门。恶补下来，我更确定了我的研究方向，我还是对研究中国经济史感兴趣。我其实并不懂经济，搞不懂为什么亚马逊河上一只蝴蝶扇一下翅膀，就会引发全球经济危机？为什么美国打个喷嚏，全球跟着感冒？战争跟石油又有什么关联？所以我确定了我不适合做一些前瞻性的经济研究，适合做一些事后诸葛亮式的经济研究。
确定了我的研究方向，我明白我得啃明白中国史，这个我本来就在学中国文学史的时候便有所涉猎，如今只不过是来一次复盘，但复盘过程中不再把文学当成重点，而是要把关注点放在经济上面。其实一个国家经济的繁荣与否跟一个国家的当权者决策息息相关，中国从周朝开始便注定了做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经济的国家，为什么？中国也有靠海的地区，也有以渔业为主的百姓，中国手工业也很发达，可为何士农工商，农民的社会地位一直排在手工业者和商人前面呢，虽然中国农民历朝历代都过得很辛苦，因为农民没办法逃避赋税，土地牵制了他们的活动区域，中国人没有什么事情，轻易是不会离开家乡的，即便是读书人，游历去了，哪怕外面的景致再美，也会时时勾起思乡之情，看到月亮要思乡，看到白云悠悠要思乡，看到孤雁要思乡，看到落日要思乡，看看，既然家乡这样好，为什么要离开呢？因为他们是士，孔夫子为他们打了样，读万卷书没用，还得行万里路，所以他们得抛妻弃子，踏上游历之路，走遍千山万水，心中有了丘壑，便能治国安邦，成为一世功业，造福万民。
但中国的农民生生世世不会离开自己的家乡，因为他的土地在那里，离开了他的土地，他吃什么？他住在哪里？土地便是他的一切，而正是因为土地，可以丈量，所以农民没法逃脱赋税，国家安定的时候他们得交土地税，少则三成，多则五成，战争年代还得每家每户出人上战场去，保家卫国，人人有责，花木兰的故事不就是这样来的吗？等到这个朝代的农民受不了朝廷的高赋税，日子过不下去了，便是起义造反的时候了，用通俗的话来讲，就是：造反也是死，不造反也是死，同样是死，还不如反上一反，说不定还能把皇帝拉下马呢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朱元璋不就这样当上皇帝的吗？
这也是为什么古时农民社会地位要比手工业者和商人高的原因了，因为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要比那两类人高，手工业者和商人，尤其是商人，虽然加快了国家的经济流通，但古代朝廷不看重这些，他们看重的是国库里的银钱多少，谁出得多，商人最是奸滑，他们会瞒报虚报收入，想方设法得少交税，即便是现在，美国的首富们富可敌国，却通过各种手段避税，逃税，动不动就看到富商们把家产捐出来，只给子女留很少一部分，中国媒体还广为宣传，各种彩虹屁，夸赞这些富商们有爱心，有社会担当，不像中国富商们，只想着积累资本，怎么把自己打下的江山一代代传下去。他们却没有报导这些富商们捐钱的机构都是他们自己做理事，相当于从一个钱袋放到另一个钱袋里去，至于怎么花，花多少，便全是自己说了算。也只有我们这些不明真相的人，才会把那些富商们当成了救世主，捧得高高得仰头瞻仰。
所以不要怪中国近代为什么经济上落后了，就挨打了，拿农具的哪里扛得过人家拿铁榔头的，扛枪的，不挨打才怪呢。可是，中国早已适应了农业社会模式了，农民们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洒着汗水，刨着黄土，哪怕是啃草根呢，也觉得安逸得很。突然有一天，变天了，农民成为愚昧，无知，愚蠢的代表，地主家的傻儿子，被剥得连裤衩都不剩了，还要被骂傻子，老实人当然不干了，于是轰轰烈烈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运动开展了，而且还成功了，资本主义所谓的民主灰溜溜得逃到了一个小岛，苟延残喘，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。为什么，还是因为水土不服，3000多年的农业社会，不是说推倒就能推倒的，不光不能推倒，还要好好扶持，建设。我在我的研究里头提出了我的意见，就是国家在大力发展城市建设的时候，能不能不要忽略对农村的扶持和建设，虽然现在国家经济能力有限，得把有限的精力放在有限的地方，但将来，国家经济宽裕了，城市发展了，也别忘了拉农村一把，让农民也过上好日子，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，能在家里头洗澡，打电话，看电视，不出门便也能知天下事，不做一个睁眼瞎。
我是农民出身，亲身经历过农民的苦日子，见识过父母为了能赶农时，起早贪黑，连饭都顾不上吃，我小小年纪就被教着如何垫着脚凳煮饭炒菜，生火烧饭，然后提溜着小篮子给地头里的爸妈送吃的，不要夸我为何这般懂事，其实农村里的小孩都会被教导着小小年纪做家务，干农活，尤其是女孩子，要学着早早当家，将来嫁人了也不会被婆家瞧不起，手笨。
我记得夏天是插秧的时节，太阳特别毒辣，赤着脚踩到水田里，那水都是滚烫了。我们那时还没有普及插秧机，都是靠手来插秧的，一般一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