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6年12月，吴佩孚任命陈善同为河南省长。当时把控河南军务的是米振标父子，他们反对任命陈善同，把控着开封警备司令部和省会城防。陈善同前往省署就职，他们出动荷枪实弹的军警，封锁鼓楼街、后街至行宫角一带的街巷，设岗布哨严加盘查，禁止陈善同的就任车队通行，逼迫陈善同只得退回寓所。后来经河南商民调停，吴佩孚致电米振标严加申斥，陈善同才得以就职。但是，陈善同上任后即向吴提出“免收民间房钱一月，取消煤油特税，停止砍伐树木”等多项为民请命之求。慢说吴佩孚自顾不暇，就算有心也无力维护。兵荒马乱无所是从的情况下，陈善同根本无以施展，未满一年即挂冠而去。1931年，北伐战争基本尘埃落定。在经过北伐战争、国共合作破裂、东北易帜、蒋冯阎大战后，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代表的中国政府基本政局稳定后，陈善同离开开封回到信阳。
那一年，陈善同55岁，他民国北洋政府最后一任河南省长。省长任上他只做了6个月，冯玉祥接了他的班。
回到信阳的陈善同是信阳循正统出身的本地耆宿，以陈家在信阳的繁盛和如今陈善同的身份地位，立即受到老家乡亲和地方的重视。陈善同寓居故乡后，致力于地方公益，不辞辛劳积极参与地方建设，热心从事乡土事业，曾担任信阳城建修筑委员会干事长，积极为信阳修复战争破坏的城垣市井服务。他还担任信阳防疫委员会、水灾赈济委员会、慈善委员会的职务，面对地方不平事他仗义执言；面对穷困败落他力主公平善意；面对缺医少药他首创巡回医疗。他曾争锋相对反对外人强占公地，精明强悍逼迫停止勒索百姓，受到地方和乡里尊敬。
虽面临日寇从满洲觊觎中国全境的虎视眈眈，但是自张学良东北易帜，南京政府的天下大致稳定。于是出现了民国以来又一番修志热潮，各省因纂修省志的需要而纷纷成立“通志馆”，延聘专门人才，形成了政府主导，学者篡修、社会各界主动参与，多方积极协助的修志格局。全中国到30年代共成立了21个省级通志馆、南京、上海2个市级通志馆。
南京政府1929年12月颁布《修志事例概要》就方志的机构、纲目、取材范围、类目设置、内容取舍、文字书写和印刷装订、出版等多做出了具体要求。20世纪30年代前后全国有458部方志纂修刊印，形成了民国修志最繁盛的一段时期。
陈善同作为诗书世家、又是官宦出身，有深厚的儒学功底和撰述功力，对地方建设富有热情，对乡梓故里充满感情。因此，信阳的志书修纂由他挂帅牵头名至实归，地方政府和乡里士绅、地方闻达俱推荐他担纲主持。陈善同为重修信阳地方史志，苦心孤诣地组织班底分工协作，遍览信阳可以搜集到的历史典籍，焚膏继晷不休不眠考证编纂。他网罗闻名中原的地方巨儒共同加盟，使得纂修基础力量的学术功底空前厚实。地方名宿和官府筹资拨款相助，社会各界倾心协力共襄此举。从他退职返抵信阳伊始就开始收集资料，整理修订信阳县志作为他返乡之后的重头戏，从1929年到1936年一直是他的心结所系。在陈善同身边汇聚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老知识分子，正如他在《重修信阳县志》卷23“登庸志”中自诩“有才而不用，或用之而不终，皆与无才等。吾愿此峨峨者人人出所学以致用，尤望我国家辟门以徕之，虚席以待之，量才器使，毋让流壤。” 1936年12月，汇聚了众人心血的《重修信阳县志》由汉口洪兴印书馆正式刊印出版。
这是一部煌煌巨著，体例详备、史实可考、叙述严谨。全书十三大类80余万言，涵盖了自上古至民国二十五年的信阳历史，弥补了《信阳州志》（乾隆版）以来近200年间的历史空挡。
北洋政府其实早在1914年就电令各地编修乡土志，清末民初闻人王国维、梁启超、胡适、柳亚子、黄炎培等纷纷参与，热忱襄助。1916年河南省成立通志馆要求各地修志，信阳本土民国初蔡竹贤、陈一轩、周廉臣等士绅曾两次开馆征采资料，企图修编信阳通志，经年历变未成。
至1929年，南京国民政府颁布《修志事例概要》，信阳也再次开馆修志，三任信阳县长邱自云、周炳昌、方廷汉锲而不舍，延聘陈善同且聚拢一应同仁，薛继逢（字温伯）、董锡赓（字次义）、龙敏修（字廉浒）、易树滋（字宣三）、刘景向（字遂真），组成了编修班底。“诸君子悉心商榷，赓续采辑”，“虑志事之缺漏，故取材不厌其多；虑志文之繁冗，故叙次求其约”。终成大作三十一卷，校订了乾隆版《信阳州志》，补上了其后至民国二十二年（1933年）一百八十多年的史事。
《重修信阳县志》是民国史志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。铝印本脱胎于木版印刷的痕迹历历可见，全书三十一卷首一卷。十三目：为舆地志、建设志、民政志、食货志、教育志、礼络志、兵事志、职官志、登庸志、人物志、艺文志和大事记。下分一百八十小目，八十余万言。陈善同以大事为线，史实为面，秉笔直书。他坚持“地方之盛衰，民生之苦乐，政治之良窳，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