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到了战国中期的秦国，由商鞅立法“盗马者死，盗牛者枷”。
耕牛的地位仅次于战略物资马。
而在此时的春秋早期，也只是郑国等中原国家开始出现零星的牛耕，出现的原因倒也简单，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平原是黄河冲击平原，土壤相对关中平原的泥土更黏实；相比关中平原，同样采取耒耜这种先秦时期的主要农耕工具进行人耕，华北平原的土地更难耕作。
而且哪怕是相对适宜耕作的河内等太行山南麓东麓的山前平原，采取人耕的效率也很低，一户五口之家也很难开垦多大的农田，因而对于开发力气更大的大型牲畜作为耕作主力的需求更为迫切。
而关中平原地区因为没有足够的需求驱动，反而在开发牛耕这件事上缺乏动力，因而反被郑国等中原国度后来者居上，抢占了农业科技高点。
采取牛耕后，能大大增加每户耕作农田的数量，到春秋晚期战国初期，随着铁器农具或者木制石制农具上嵌套铁器，更是让农业科技进一步扩散，结合牛耕更是发生了质的飞跃，每户可耕农田增加到两倍甚至三倍。
在这地广人稀的时代，户均耕作耕地成倍增加，最终让春秋时期的国人们逐渐摆脱饥馑的威胁，当然也同样带来了各诸侯国所能维持战争规模和时间的成倍增长。
郭猛自然相信数千年来华夏民族的选择，牛耕必然是实现农业机械化之前的必然选择。
虽然也有说法，马耕方式效率更高，譬如在《暴风骤雨》这篇纪实小说中就有所体现，不过关于中国古代使用马耕还是牛耕的争议一直都有，但是不争的事实，是马耕需要匹配的是重型金属犁，而对于当前的虢国这种冶铁产能严重紧缺的国家，即便抛开重型犁制造的技术工艺难题不谈，光是这耗费的金属量就能让郭猛毫不犹豫放弃马耕的打算。
“还是老老实实走牛耕路线吧。”